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再度加码，市场普遍关心两大核心问题：一是在我国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、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稳居全球前列的背景下，为何要主动收缩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力度；二是退税政策的持续调整，是否会对我国外贸稳定增长形成冲击，其背后的深层政策考量与长期影响究竟是什么。
出口退税所退还的，是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、流通环节已实际缴纳的增值税。增值税作为中国税制的主体税种，贯穿于从原材料采购、生产加工到最终销售的各道环节。当货物报关出口时，国家将出口前各环节累积的增值税进项税额退还给出口企业，并对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销项税，使得该批货物以不含增值税的状态离境，进而在国际市场保有价格优势。从财政核算角度看，出口退税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列作“税收收入减项”，即出口退税增加，当期财政收入等额减少。
中国自1985年正式建立出口退税制度以来，初衷是鼓励出口，目前已转变为服务不同经济形势下的多重政策目标。近四十年间这一政策历经多轮调整，主要分为下调（趋严）、上调（趋松）两个方向。下调或结构性取消退税，多指向产业升级、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目标；上调退税则出现在经济遭受重大外部冲击、出口急剧萎缩的时期，对出口行业进行呵护。
在我国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的背景下，出口退税规模同步攀升，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权重增大。2025年，全年出口退税总额突破2.1万亿元，同比增速达11%。出口退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已攀升至12%，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，出口退税从税收大盘中分走的份额在持续扩大。出口退税一方面是补贴出口企业，但另一方面也是税收收入的直接减项，其占比越高，可用于一般公共支出的实际财力空间相应也会被压缩。
我国出口退税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，高度集中于中游制造环节。2025年中游制造业出口退税占比高达80.6%，其中计算机通信、电气机械、汽车制造等行业退税规模领先；上游采选及公用事业占比仅0.2%，上游制造与下游制造分别占9.0%和10.2%。这种分布格局也意味着，未来出口退税政策的进一步调整，或将主要作用于中游制造环节。
当前，我国财政面临宏观税负持续下行、收支缺口承压的结构性约束，外贸领域则遭遇贸易摩擦频发、出口行业恶性“内卷”的现实挑战，出口退税作为衔接产业发展、外贸稳定与财政平衡的关键政策变量，其调整的底层逻辑亟待系统拆解。
财政支出端，中国已逐步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，社保基金收支缺口逐年扩大，目前主要依赖第一本账财政补贴、社保基金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，以及社保结余来补足。但随着人口老龄化、人口结构的转变，仍需未雨绸缪、防患于未然。
广义赤字率已处全球高位，杠杆率提升斜率不容忽视。增量视角下，当前9%左右的广义赤字率，在全球已处较高水平，提升空间有限。存量视角下，中国政府杠杆率约99.2%，虽低于发达经济体均值，但攀升速度较快，预计2028年前后追平。内部结构上，地方债务与城投有息债务合计占政府债务75%以上，土地收入持续负增、城投投资收益下降，地方举债能力受限。
财政收入端，宏观税负持续下行，税收弹性亟待提升。税收占GDP比重从2013年的18%降至2025年的13%，税收弹性系数长期低于1；非税收入可短期填补缺口，但长期难以为继，税制改革势在必行。面向居民的增税空间有限，房产税、遗产税预计短期内难以出台；出口退税不直接触动居民税负，又能释放收入并推动产业升级，成为较现实的财税改革切入口。
出口退税政策调整，具备坚实的大国底气支撑。我国是制造业超级大国，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%，规模效应与成本消化能力极强，企业定价与抗外部冲击能力显著提升，可充分吸收退税率下调的短期冲击。我国是净出口超级大国，贸易顺差连续11年位居世界首位，2025年顺差达1.2万亿美元，出口市场高度分散，政策调整空间充足。我国是贸易超级大国，长期处于国际经贸博弈的核心地带，退税补贴形成的低价竞争易授人以柄，调整退税可降低贸易摩擦触发概率。我国是高质量发展大国，出口退税异化为降价筹码加剧行业内卷，政策调整可倒逼低效产能出清，推动产业向技术升级与价值竞争转型。
未来还有哪些行业可能面临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呢？可采用4个筛选标准：一是外部竞争力，以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和行业加权平均出口退税率为指标，筛选全球竞争优势突出的行业；二是内部竞争力，以剔除退税后的行业盈利水平为核心，筛选盈利能力较强的行业；三是聚焦“两高一资”行业，延续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方向；四是聚焦“内卷式”竞争突出的行业，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。
优化出口退税政策将带来两重影响：产业端，短期或将出现抢出口效应，长期将推动低效产能出清、行业集中度提升；财政端，经测算，若退税率下调1%，每年可新增超千亿财政收入，与每年育儿补贴的量级相近；若出口退税全面取消，每年可贡献接近2万亿财政收入，基本与财政补贴规模相当。
